近读郭陶丰老师的“儒礼浅说”手稿,颇有感想,这里的儒礼可以理解为儒家思想的民间仪式。在中华民族的数千年历史长河中,儒家思想一直以来是国家、社会、乃至人们精神生活的主流意识。儒家文化历史悠久,早在春秋末期,由我国大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创立。后经战国时期的孟子和荀子,传承完善和发扬广大于世。汉武帝时期推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主张和文化政策,更是把儒家思想推上了国家意识形态领域的神坛,从而使儒家思想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文化的基本取向,构成了鲜明的历史文化特征。那么,儒家思想何以能被汉武帝推上国家意识形态领域的神坛,以致影响后来中国的各个阶段的历史进程的呢?下面笔者就谈几点肤浅的认识和感想。
一、儒家思想契合了人们“一统天下”的精神心理
儒家思想提倡以仁为中心的道德观念,主张大一统、仁政、重视伦理、教育的精神内涵,无不契合了上至帝王,下至百姓,维护国家统一、家庭和睦、邻里友善、社会和谐的心理需求,使儒家的思想精神成为从幼童的启蒙教育,到耄耋老人的立身处世的重要准则和行为规范。帝王们祈望国家的强大与长治久安,以保障他们的地位和皇权稳固;百姓则祈望有一个国力强盛的大环境,为他们的安居乐业作保障,从而让他们作为一个国民从中得到一个安全感,从属感和自豪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便是这种思想的精辟概括和高度凝练。老百姓常说的“能叫父母双亡、莫让改朝换代”的谚语,正是这一心愿的真实反映。这说明自汉代以后儒家的大一统思想被广大平民百姓所认同,且代代相传,深入人心,已经构成了人们精神意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儒家思想使中华文化拥有了极大的包容性
儒家讲求的最高修养标准是不偏不倚,调和折中的处世态度,应对任何事物都要看实际,尽可能符合事物的本来面貌,既不走极端,又不搞绝对,既不能“过头”,又不能“不及”,要处理得恰如其分、恰到好处。比如作为一个人要有一个既不能“过头、鲁莽”,又不能“不及、懦弱”的个性才好,这就是儒家在其经典著作《礼记》中提出的中庸之道,中庸之道让人们认识到事物在正常情况下大都处在中和状态中,极端的、消极的状态是表面的或暂时的。又比如一个人的身体,一旦某脏器偏向另一端或消极怠工,就会失去平衡,就会出现毛病,处在病态之中。这种心态不仅增强了人们看待事物和思考问题的全面性,而且也增强了人们对正确事物的追求和接受能力,以及这方面的思想意识,从而形成了极大的包容性的社会心态,这种社会心态在文化方面让中国古代保持了对外交流与开放的态度,一切外来的异域文化和异质文化都能够在中国落地生根,从容生长。如佛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等,近代阿拉伯数字的应用,礼拜天工休制度的推行,西装革履的服饰文化交流,西医的应用普及等等,无不说明了这一点。
三、儒家思想的“五伦”观念让社会关系规范有序
人离开了社会就无法生活与生存,社会则是由共同物质条件联系起来的人群构成的,而这些人群与人群之间,人群内部的人与人之间都存在着十分复杂的关系,管理好这些群体,处理好群体内部的关系,是群体发展存亡的关键,早在两千多年前,儒家就探索总结出了这方面的伦理规范,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种“五伦”观念规范并促进了个人与家庭成员之间、社会之间;家庭与家庭之间;个人和家庭、社会、与官方之间良好有序的共处关系。这种关系让官方和百姓达成了共识,从而产生了浓厚的群体观念和强大的群体凝聚力,以这种凝聚力来支持官方治理国家解决问题,达到以给自己和群体生存提供各种保障和需求的目的,在这一过程中,实际上就等于让人人力所能及地都加入到了参政治国的行列。这正是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的具体实践,正是这一思想理论的优越性,才让中国的皇权社会存在了长达两千多年。
四、儒家思想在中国古代农业社会中的作用
儒家思想是2500多年前中国农业社会的产物,维护了农业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孔子提出的“有教无类”和“学而优则仕”的社会制度,显现出了它极大的影响力,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农民,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安分守己”的固守在田野上,他们依赖自然的恩赐,在土地上精耕细作,用缴纳皇粮国税后的剩余,从小集市上换回生活必需和生产工具。一代接一代的最大希望和最终目标,就是耕读传家,即:用积累起来的一滴滴汗水,把孩子送上光宗耀祖的科举之路。这种深厚的农耕传统,长期以来形成了中国川原小桥流水,房前种竹栽花、屋后植树稼果、自成村落的田园格局。他们世世代代以一种自诚的精神,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在土地上劳作,获得种、养、织及家庭加工的小作坊成果的自给自足和与世无争的自得。这种较为完善的一条龙式的生产体系,可将粮食生产的秸秆、糠壳、根茎等废料用作畜禽养殖的饲料及燃料,畜禽的粪便、人粪尿、燃料灰烬都用作了种植的肥料。这种几千年来形成的传统农耕文明的好处是垃圾循环利用,变废为宝,没有堆积、没有环境污染、没有喧嚣和浮华,融人与大自然为一体,形成了天人合一的必然和谐,也为封建社会的长期统治营造了一个安定的氛围。
五、儒家思想在历史上对国人思维方式的影响
儒家思想对国人思维方式的影响,特别是对知识文化阶层的国人思维方式的影响较为深刻。这一思维方式就是国人惯用的历史借鉴式的思维方式,它能让人把事物或思维对象放置在历史坐标的大背景中进行思考,这样不仅有利于避免主观武断和心胸狭窄、听取不同意见建议,又能从历史本身或前人身上获得可以借鉴的经验知识和教训,避免挫折和失误。比如近代史上,红军抢渡大渡河,就是毛泽东听取了当地一位老秀才的建议,借鉴晚清金田起义领袖石达开失败的经验教训,才取得了这一决定性的伟大胜利。
另外古代知识分子,把儒家的“学而优则仕”奉为他们立身处世的金科玉律,这在一定程度上让他们在社会血缘方面产生了与政治紧密相联的亲缘关系。在思维方式上从骨子里有着对政治天然依赖的自然表现。因此,对政治和社会知识是在思维方式上表现得更为敏感发达。他们把思维兴趣的侧重点,大都放在了政治和社会等人文知识方面。自孔子以来,他们始终怀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他们不只积极倡导和参与社会变革,而且在思维方式上处处把社会利益、国家利益放在个人利益和家庭利益之上来考虑,所以在中国古代,人文科学,社会知识,得到了长足发展,取得了令世人称奇叫绝的辉煌成果,也给我们留下了一笔不可估量的、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六、儒家思想在历史上的负面作用和消极影响
儒家思想和儒家文化,作为中国古代的国粹精华,在全世界的传播之广,影响之深是由来已久的,并且随着当今世界对汉文化的认识,大有愈来愈烈的趋势。儒家思想和儒家文化,除了值得我们引以为自豪和荣耀的精华外,也有着它的负面影响和消极因素。笔者认为:一是古人认为“天为玄宙、地为凹宙、人为闹宙财为制宙”财帛才是控制世界的根本所在,所以自汉朝起,历代朝廷为了统驭全民,他们在儒家文化中找到了理论依据,把“耕读传家”的思想观念作为舆论工具,为了避免无田可耕的流民揭竿而起,一方面推行了“均田制”,另一方面是限制了土地兼并,实行了重农轻商的抑商政策,有效地防止了私有财产过分集中对政权构成的威胁。汉高祖刘邦下令商人不得穿丝衣和乘车马,并以“重租税困辱之”。从此便引起了社会对商人的歧视和偏见,认为凡商人一般都缺少诚实,长期以来甚至有人习惯的把经商看成了奸诈行业和极不稳定的行当,所以在百姓中流传着“金买卖、银买卖、不如庄稼汉翻土块”等谚语,这是我国古代的商业经济走上了下坡路的开端;二是汉武帝徒18万移民屯田河西,地方政府资用不足,武帝下令向商人收重税,以周济移民,在“耕读传家”的愚民思想和抑商政策的高压下,迫使官僚资本和商业资本流向了农村,购置土地成了财富积累的普遍方式,这在某些方面虽然维护了地主阶级的利益,推动了封建社会的向前发展,但让小农经济最终将古代中国从春秋战国时期的竞争社会,引入了一个内向的甚至封闭的非竞争性的社会,使中国原本繁荣的商贸经济回归到小农经济上长达两千多年的落后状况;三是儒家思想对思维方式的影响,除了上述积极的一面外,它总是把人们的思维方式指引到过去,让人们习惯于同自己的过去进行比较,形成易于满足,不思进取的心态;四是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受“学而则仕”的影响,把兴趣爱好的重点放在了政治、社会科学方面,把自然科学看作“小道、奇技”而已,其结是让中国古代的自然科学始终生长在个人兴趣的贫瘠土壤上。导致进入工业社会后科学技术落后于人。
二0一四年一月五日